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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的核心是(人生智慧的核心法则:存在法则,求新大于对错,人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存在)

智力的核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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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存在感是人的生命运动的根源性动力,是生命存在的本质特征。

存在感是人性心理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在基于人性心理分析理论建构出来的九宫系统中,存在感被放在中心位置。弗洛伊德把力比多视为生命的原动力,人性心理分析则认为存在感是人的生命运动的根源性动力,是生命存在的本质特征。

很显然,存在感属于意识层面的内容,反映了个人对自我存在的感知状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之所以在西方思想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是因为它突出了意识状态的重要性,为理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好了铺垫。人性心理分析沿着这条路在意识层面探讨人的本质,旨在强调人的符号性存在,在符号层面界定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动物是没有存在感的,只有人能意识到感知到自己的存在,这是符号系统的作用,人如果脱离了符号、脱离了意识,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至少在人格层面、精神层面会是这样。只要谈人性,谈人的本质,就必须在符号层面、意识层面去谈,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人的基本状态,找到人的存在现象的根源性动力。

02

对人而言,“活着”不仅有其生理指标,也有其精神指标,一个人要能在意识层面感知到自己的存在才算得上真正“活着”。

人是躁动不安的,没有人会真正停下脚步安于现状。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在惯性中拼命向前奔的历史,谁也刹不住历史的车轮。人类冲动又盲目,就像弗洛伊德看到的那样,不只追求美好快乐的东西,也有死亡和毁灭的非理性冲动。这样的对立几乎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常态,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不仅有生本能和死本能的对立,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对立。人的认知总是不自觉地从对立的角度看世界,制造出诸如异常心理和正常心理的对立、白天和黑夜的对立、意识和潜意识的对立。一切对立相生相克、相反相成,构成了人生命活动的常态,也彰显了人的存在本质。老子在《道德经》里写道:“反者道之动。”他说,循环往复的运动变化,是道的运动,运动中对立的双方相互依存和转化,相反相成,物极必反。

因为认知的二元性,人必然会躁动不安,必然会在意识、在符号的刺激下表现出某种非理性的不安分。人对存在感的需求决定了人必然不会安于某种状态,必然会不断寻求刺激。如果人感知不到刺激,意识就会枯萎,精神也会塌陷,人需要不断制造刺激、寻求刺激,以使自己保持在一种能够感知到自身存在的清醒状态。心理学领域有一个经典的实验,叫感觉剥夺实验,实验将志愿被试和外界环境刺激高度隔绝,让他们的各种感觉器官接收不到外界的任何刺激信号。实验发现,被试单独呆在实验室里,几小时后开始感到恐慌,进而产生幻觉;在实验室连续呆了三四天后,被试开始出现病理心理现象,产生错觉幻觉,注意力涣散,思维迟钝,陷入紧张、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状态,实验后需数日才能恢复正常。这一实验直观地证明了人对刺激的依赖,在感受不到刺激的情况下,人甚至会用想象的方式制造出幻觉进行自我刺激,一些精神分裂的病患之所以会在接触不到外在的情况下病情反复,正是因为刺激的减少加重了幻觉现象,由此可见刺激对人的重要性。

在感受不到刺激的情况下,人会寻求刺激。如果留心历史,我们会发现,近代的历史运动中很多革命者——尤其是其中的领袖人物——都是富家子弟。富裕而安逸的生活让他们更容易“不安分”,更容易叛逆。富足固然意味着生活无忧,却也伴随着某种没有波澜的安稳和平庸,人在这种状态中很难感受到刺激,很难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存在感的推动让人不自觉地想要打破这种状态,不顾一切地投入革命之中,挑战现实,制造刺激。这一过程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当下很多孩子的逆反心理和叛逆行为。很多父母说,孩子不知好歹,做父母的拼死拼活为他们创造了那么好的学习条件,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学习,他们却一点都不知道珍惜。其实问题的根源恰恰在于父母的过度干预剥夺了孩子对外部刺激的感知,在父母设定好的环境中,孩子感受不到刺激,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叛逆为的是打破这种封闭的缺乏刺激的环境。如果一般的叛逆行为难以撼动环境,一些孩子甚至会做出自伤自残的极端应对,用拳头砸门,用头撞墙,用刀片划伤手臂,有些人甚至走在路上会有撞汽车的冲动。这些“活得不耐烦”的、“作贱自己”的行为看起来不可理喻,背后却有着深层的人性机制。人们对极限运动、探险游戏、冒险行为的迷恋,很大程度上都与此相关。

对存在感的需求推动着我们在变动中寻求刺激,很多时候这种推动甚至是非理性的,可能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然而,为了满足存在感需求,人们往往会不计代价。人是意识性、符号性的物种,如果脱离外在的刺激,人将无法清晰地感知自己的存在,无法维持清晰的思想,进而在精神上陷入混乱,被类似梦魇的无序状态纠缠,这对人来讲无异于被活埋。我们活在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中,目之所及是缤纷绚丽的色彩,耳边则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些声色信息不断刺激着我们的感官世界,让我们能够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存在。

对人而言,“活着”不仅有其生理指标,也有其精神指标,一个人要能在意识层面感知到自己的存在才算得上真正“活着”。相比潜意识,意识状态更接近人的本质,人在本质上是追求秩序的,秩序满足了人的安全感需求,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不断确立、调整和完善秩序的过程。意识或者说符号编织出来的秩序系统满足了人的确定性和安全感需求,如果在意识层面失去对自我存在的清晰感知,人将在精神上陷入死亡。人性心理分析不否认潜意识的重要性,但潜意识是作为意识的反向状态发挥作用的,它的重要性在于拓展意识的可能性。如果简单地把人的某种表现归结为潜意识的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必须将潜意识的内容转化为清晰的意识状态,人才能有所觉知、有所判断、有所选择。

03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制造刺激获取存在感,一种是反向生成的方式,还有一种是制造差异的方式。

人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在意识层面感受到自身的存在呢?这涉及到一个阈限问题。人在生理上有其感觉阈限,以人的听觉阈限为例,人类一般可以听到频率为20HZ-20000HZ的声音,20HZ以下和20000HZ以上的振动强度再大,人耳也无法感受,不会产生听觉。精神也一样,只有信息的刺激量、刺激强度达到一定的指标或者不超过某一指标,人才会有存在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存在感阈限,有的人只要一点点的刺激就足以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有的人则需要更强的刺激,有的人能够承受的刺激量比较低,有的人却能承受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刺激量。就好比,六十度的水,有人觉得烫,有人觉得不够烫,人的精神和生理一样,在感觉阈限上因人而异。当然,就人类整体而言,存在感阈限和听觉阈限、视觉阈限一样,有一个相对确定的区间。因为精神难以量化,我们很难用具体的数值去界定这个区间,但从现实的经验来看,这个区间是切实存在的,不管是刺激不足,还是刺激过度,都会造成对存在感的剥夺。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制造刺激获取存在感,一种是反向生成的方式,还有一种是制造差异的方式。

反向生成是对二元法则的利用。反向存在意味着极为强烈的反差,很容易引起人的注意。正因为这样,我们谈善的时候就会联想到恶,谈对和好的时候就会联想到错和坏。甚至,撇开强烈的反差不说,但从二元法则来看,正反两个概念本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它们相互解释,相互依存,相互对立,也相互转化,人们如果想到一个面也必然会对另一个面十分敏感。这种二元法则也许过于粗糙,却有助于人的判断和行动,同时,对立的两个方面的拉扯也在人的心理层面形成了一股推动力,可以说,人基本上是按照相反相成的方式来推动内部系统的运转的。因此,一个有着深刻的孝道意识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对不孝的现象和表现会很敏感,一个积极向善的人对恶也会很敏感。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之所以会进入某种状态,是由其对相反状态的敏感推动的,比如,因为恐惧恶带来的后果,所以选择一心向善,因为对恨带来的痛苦很敏感,所以选择去爱。更多的时候,当一种状态成为一成不变的常态,失去对人的刺激作用时,人会反向运转,在巨大的反差带来的刺激中重新感知自我的存在。

与反向生成的方式相比,制造差异的方式显得更加缓和。差异产生通常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个性化的表达,还有一种是递进式的加速度。前一种方式旨在突出个体的独特性,使个性从群体的背景中凸显出来,后一种方式则表现在某一方向上刺激量的增加,类似一种“成瘾”过程,事业或者专业上的精益求精是这样,对某种行为或对象的迷恋(比如烟酒或者药物成瘾)也是这样。刺激的加量在成瘾过程中的表现非常直观,以抽烟为例,一开始每天一根就能满足需求,但时间长了,人对同等刺激量的感受性会逐渐降低,每天一根烟将不再能够满足人的需求,人会不自觉地加大刺激量,开始一天抽两根,再过一段时间,感觉适应再度发生,人的对刺激量的需求再次提升,慢慢就形成了对尼古丁的大剂量依赖。

反向与差异导向让人的内在充满了张力,一方面在不断分裂的过程中丰富了人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人的偏执。这种偏执体现为对独特性和差异化的追求,表现为个性表达上的意志力状态,一定要在某个立场、某个方向上做到极致,这是成功人士身上常见的品质。然而,也有可能会出现对立的两个方面势均力敌的情况,这种情况会消解人的内在张力,使人胶着在两难状态中,无法决断,无法选择,无法做出进一步的行动。这在本质上是生命能量的停滞或者内耗状态,生命能量在对立面的相互较量中消耗掉了。也就是说,反向生成产生动力是有条件的,要在对立的两个方向上形成倾向性,要么情感法则第一,理性法则第二,要么理性法则第一,情感法则第二,如果把两个法则放在同等的位置,享受了情感上的快乐后马上用理性去审查,觉得不应该这样,就会产生后悔的情绪,动摇既有的选择和行动。

存在法则解释了人的动力来源,也解释了人对差异和对立的有意追寻,人类社会的竞争现象(包括体育竞技、战争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争端等)在本质上都是为了通过制造差异和对立以达到感知存在的需求。由此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很难消除的,“大锅饭”的失败就是这一结论的有效证明,人固然需要人格上的平等,却不需要完全的均等,如果人为地制造均等认为地削弱社会的差异化状态,会消解刺激,使人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我们需要差异,需要竞争,竞争能带来刺激,带来动力,让我们在对立和差异的状态中真切地感知到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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